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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将成为这个世界的扫雪工,假象、虚伪和流言有的时候像一场大雪,把这个世界盖住了,大家出来赏雪会说:‘这个世界真美啊。’但被雪盖住的那个世界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需要扫雪工,把那些诱惑人的假象清扫掉。就算你们在扫雪的时候,有人会骂你们,但是只有你们自己心理清楚,你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这是倪妮2013年主演的电影《等风来》中描述新闻传播职业的一段话。


这些日子,媒体与MH370失联航班乘客家属之间的关系,与整个舆论的关系,就是这样,或者更坏。


抗拒


“他是记者,打死他。”失联后第三天的家属通告会上,一个男家属指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失控的吼道,夹杂着脏话,随即就围上来十几个家属,每个人都很激动,指责、谩骂、扭送着这个小伙子,清出了会议厅。


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拿着手机拍摄了家属公告栏,结果被一个家属当场抓住,并把记者的手机砸到地面上,不留任何颜面的一顿痛骂,清出会场。


由于不信任和反感,自从MH370失联之后,在丽都饭店举行的家属通告会就不向媒体开放。


“抓记者”成了每天通告会上的一项内容,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记者,都休想接近家属。


因为容貌,国外的记者几乎没有混进去的可能性,被“抓”住国内记者,都默默的离开,没有声辩,也很少争取机会,因为当时的语境下,根本没有任何留下来的可能。


在3月8号事发当天和3月24日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的两天,有的家属砸摄像机、照相机、向记者们拳脚问候。


有的记者会回一句“这是我的工作”,但绝大多数会继续拍,或者默默的护住机器。


如果有记者在路上拦住他们问两句:“你们对马航满意吗?”“你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走开”,甚至是:“滚!”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家属们对记者的厌恶、反感达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的家属说家里的老人不知道,担心拍到了会被老人看到;有的家属说因为有媒体胡乱报道他们办理签证是为了去马来西亚旅游;但更多的家属其实说不上反感媒体的原因。


而说不上来原因的反感,反而让人更觉悲凉。


记者这个职业,曾经的“无冕之王”,如今竟被看成了“扰人苍蝇”,更残酷的现实是,这其实是家属们从日常生活中带到丽都的一种心理认知,他们对记者的态度,几乎折射了整个社会的态度。


没落


网络的发展、移动终端的更新换代、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让传统媒体的地位飞速下降,记者早就不再是高新光鲜令人羡慕的职业,真实的工作状态其实是高压低薪。


多媒体时代的竞争让记者的工作压力陡增,但薪水反而降低了,由于竞争和低薪,入行记者的人群越来越多,水平良莠不齐,个别记者的糟糕表现,几乎消费了整个社会对记者的信任。


比如记得一个家属在与一个记者发生口角的时候回过一句:“如果你妈在飞机上,你悲伤吗?”足见这个记者提了什么问题。


比如3月14号,家属允许媒体参加新闻通告会的那天,一个记者想要越过媒体区界限在主讲台拿回话筒时遭到工作人员的反对,他对工作人员说:“小心我拿摄像机拍你。”这句话让旁边一位啜泣中的家属怒火中烧,大喊一句“记者了不起吗?”打断了正在进行的通告会,作为一个记录者的职责是冷静观察,而不是制造新的矛盾。


更具体的例子,则是北京交通广播的记者杨帆写的一篇手记《记者在丽都酒店的18个小时》,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未婚夫”在航班上的姑娘看到新闻后自己来到丽都饭店被媒体围堵采访,一个晚到的双肩包男记者让这个姑娘重复刚才已经对媒体说过的话,但被同仁善意提醒会造成二次伤害,便爆了粗口,随后这位姑娘被朋友接走后,双肩包男记者又连着爆了两句粗口。


杨帆的手记随后引发了社会对于灾难性报道中,媒体如何把握报道维度的探讨。


的确有这样糟糕的表现,对于这样的记者,不屑评论。


但有一些记者,他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或者只是试探性的问一些外围的问题,并且尊重家属们的表达意愿。


3月25日下午参加完活动回到会议室,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坐在我旁边,几度张口都没说出话来,后来他又换到了我前面的座位上,然后悄悄递给了我一张名片,他说:“如果你有想说的,可以给我打电话。”那时候,他的双手抖得很厉害,几乎可以用剧烈抖动来形容,他或许跟我一样,很担心被清出场。


我没有接名片,换了座位,因为我是一个伪家属,不愿意浪费他的时间和名片。


诚然,记者群体在不断变大,低素质、低水平的记者出现的概率也会增加,但整个职业没落到现在的水平,的确让人唏嘘不已。


无奈


在丽都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说,我不会采访家属,因为这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但我敢说这句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采访前接到了总编辑给的宣传口径:“不许报道家属个人”。


但其他媒体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没有任何方向,一头扎进丽都饭店,一有任何动静,便蜂拥而上。


闲着的时候,我们交流,认同这个时候采访家属会造成二次伤害,这是已经有答案的预设问题,再问没有意义。


但每次一旦有什么动静,大家就会蜂拥而上,而刚才一起交流的同仁们,虽然略有迟疑,但很多人最终还是端起了手中的相机,举起了手中的录音笔。


这种无奈,其实才是中国记者的生存现状,只要出去采访,必须要拿回“东西”。


某都市报被派往马来西亚的同行回国后,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上嚎啕大哭,因为她没有拿到足够“劲爆”的信息,被领导批评:“花那么多钱让你出去一趟,就拿点这烂东西。”


“查漏报”制度是很多媒体,尤其是都市类日报媒体都有的一项制度,如果一个新闻,其他媒体报道了,但是本报的记者却没有报道,或者同样的新闻报道,其他媒体报道了的比较好的细节本报记者没有抓到,就要进行罚款,一次200、300、500、800或者更多。


类似罚款制度还有更多,在这个高压底薪的职业来说,一个月来上那么一两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的。


可是,即便我这么“标榜”自己,但我所出的报道,也并没有比别人高明多少。


比较


这段时间,不断有人拿中美、中英记者做对比,微博、微信这个段子更是被疯狂的转载,主题就是“中国记者完败”。


作为一个中国记者,坦诚讲,的确有差距,但也难免也要申辩两句。


先说便利条件,无论是生产、维护引擎的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罗罗公司),还是生产客机的美国波音公司,对于大家所称赞的国际媒体,都有着“近水楼台”的便利,中国很多媒体都曾尝试采访过他们,但他们始终三缄其口,这是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这些数据是保密的,除非空难调查人员调用,但对他们本国的媒体,就不是这样。


数据只能掌握在调查人员手中,《华尔街日报》就援引了“美国调查人员”的消息,报道出:“引擎数据显示,飞机失联之后继续飞行了5个小时。”


再说法律制度,新闻采访权实际上是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前提,这两个权利都受到法律保护。美国、英国媒体在制度的保障下去采访、去了解、去查看数据,但是对于中国记者来说,几乎是天方夜谭。


《纽约时报》2006年2月27日,一纸诉状将美国国防部告上法庭,原因是五角大楼拒绝向该报提供其下属的国家安全局未经法庭批准监控境内电子通讯的相关文件,这一做法违反了美国《新闻自由法》,要求法院敦促五角大楼提供该报索要的文件。他们之所以敢这么理直气壮的要求五角大楼提供相关文件,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法律条款中赋予新闻自由“知的权利”。


诚然,中国缺乏国际性媒体是不争的事实,但把板子都落在中国记者身上,难免太重了。


重塑


飞机失联一个星期后,没有更新的消息传出来,伴随着的“两会”结束,一些早就订好了行程的国际媒体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剩下的国内媒体,由于家属们强烈的抵触情绪,几乎也都纷纷撤离了,那个时候,会议厅门口的那条走廊上的媒体寥寥无几了,但家属们仍然很反感媒体,家属通告会上,不断有人喊:“把混在家属群里的记者清出去。”


一位记者说,如果有一天家属的诉求没有办法通过公共的渠道表达,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终于,有家属出来对着媒体表达他对马航的不满了。接着有家属开始呼吁:“我们需要媒体为我们发出声音,声讨马航的不负责任。”


随后,家属们开始挑选所谓的“权威”媒体进入通告会会场,央视、凤凰卫视、CNN、路透社是最先进入的一批。


3月25日算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一个非常悲伤但相对确定的消息公布之后,家属们比以前更加团结,诉求更加清晰,对媒体也不再那么敌对。


或者说,这个时候,家属们才能从之前悲伤、焦急、无助、无奈的复杂情绪中抽出精力来重新审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家属呼吁对媒体开放。


3月28日,经过协商,由一位家属牵头,组建了一个200多人的报道MH370航班事件的媒体群。


从抵触媒体到选择媒体,再到接受媒体,在这个事件中,家属与媒体关系的重塑用了很长的时间。


作为全程参与报道的记者,感触良多,灾难性报道的采访维度、与采访对象的沟通互信、报道中的客观中立,或许,在我们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很难做到游刃有余。


虽然有无奈,有彷徨,但仍然热爱,套用一句时髦的话:“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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